职场11年 我的年薪巨变（14）
2001年11月底，房子要交工了。钱也开始流水般的支出，入住费、装修费、家俱等等，那时的我，真正成了“月光一族”，每个月一发工资，除了把必要的生活费交给妈妈，其他的全部投到了房子上面。终于可以入住了，我和爸妈高高兴兴地搬了进去，妈妈高兴得象个小孩似的，笑得合不拢嘴――在珠海经历一次“乔迁之喜”，生活就是这么奇妙。这是一套很小的两居室，只有50多平米。按照我自己的喜欢，我挑选了沙发和窗帘，房子虽然不大，但透着新鲜、温暖和洁净，而且还是自己的，比租房子住好多了。有爸爸妈妈陪在身边，享受到了“家”的感觉，我的心慢慢地安定下来。工作也走上了轨道。
公司要扩张规模，需要大批的技术人员。我和技术总监决定去广州的几所卫校，看看能否招聘到一些应届毕业生。招聘的效果出奇的好，也许我的鼓动能力比较强，学生们争先恐后地递简历，有一个班甚至想成建制地投效，看来，高科技生物公司确实“魅力无穷”啊。因为能帮学校解决如此众多学生的就业问题，我们俩还作为贵宾参加了毕业学生的汇演，那一天广州的天气突然降温，我们俩穿着单薄的衬衣，强作欢颜，抖抖索索的熬过了那个下午。想起来，有点可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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很快，我也要进行研究生论文答辩了。学校的事都是靠LP在张罗的。跑导师，领表格、交钱，都替我安排得妥妥当当。答辩那天，我穿着那身跟LP在千禧年之夜买的西服，坐在一长溜的答辩评委之前，开始了我的论文答辩。
“感谢我的爱人，没有她的努力，我今天不会坐在这里“这是我的开场白。说实在的，没有LP的支持，我走不到今天。军功章里，有一大半是她的。LP就坐下面，后来她说没想到我会这样开始，有点意外，挺不好意思，但挺感动的。我的论文与国内投资银行的发展思路有关，由于有一定的实践经验，再加上“口才一流”，我圆满了地回答了所有评委的问题，答辩老师给了我很好的评价。我终于如愿以偿。走出答辩考场，身在美国的Jack给我打来了第一个祝贺的电话――他心很细，时间计算得很准。在第一时间分享了我的快乐。
确实值得Happy。两年多的学习终于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，这真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情。那天我和LP手牵着手，象当年在学校一样，肩并肩，说笑着，走了好长的一段路。
大哥要在深圳做个食品店，爸妈一听高兴得要命――大哥总算有点正经的事可以做了。他们在珠海再也呆不住了，要回家帮大哥张罗。老爸老妈做得一手好家乡菜，他们想从家里组织一些调料和原料过去，大哥刚开始什么都不会。我阻拦不住，在父母心里，哪个儿子都是亲生的，都同样的重要。于是，我又成了“孤家寡人”。
2001年元旦节的前一天，在深圳办完事，回珠海尚早，我漫无目的地在深南大道上“游荡”，深南大道两边的楼很高，但太密，对人产生一种压迫感。路上的行人脚步匆匆――深圳就是这样，让你不自觉地上紧发条，停不下脚步。这是我在深圳过的第一个元旦节，也是我离家外“漂”的第二个元旦节，我突然有要纪念一下的冲动。我踱进了最近的一个商场。
我手上现在仍然带着的手表，就是那次买的。那是一对“情侣表”，银白色的表盘，仿罗马风格，我一眼就看中并立刻就买下了它。这只表，跟随我已经4年有余了。
Jack的美国之行不太顺利。预想中的销售渠道因为种种原因出现了变数――我们的产品就是针对美国研究机构的研发需求的，销售渠道出了问题，无疑是“釜底抽薪”。春节前公司又召开了一次董事会，决定Jack把主要精力投入到美国去，公司内部的事宜，就交给我了。
招聘的事是公司的头等大事。除了操作性的技术人员，公司还需要一批素质较高的名牌大学本科生――这个任务落到了我身上。Jack决定过完春节，等学校开学后，我到几所名牌大学里去转一圈，招一批生物专业的大学生回来。
记忆中2001年的春节很早。跟家里商量，爸妈、大姐二姐两家人、还有大哥都准备到珠海来过一个团圆年。我们一家人自从我结婚以后就没有真正的团聚过，这一次在珠海团聚，也让没有来过珠海的两个小外甥女见见世面，正是得其所哉。那一个春节真的很热闹。一家人挤满了我狭小的两居室。晚上睡觉打地铺，两个小外甥女窜来窜去，屋里弥满着我买回来的两盆菊花散出的香味。一家人过了一个其乐融融的春节。好日子总是过得特别快。春节很快过完了，送走了亲人们。“两点一线”的生活又开始了。
在技术总监的鼓动下，我们俩决定学车。那时的珠海很空旷，路况又很好，特别适合开车兜风。情侣大道沿海而建，风景怡人，开车绝对是种享受。珠海的练车场绝对是全国一流。不但大，而且依山而建，顺着山势设置了很上山下山左拐右拐的练车道，也许是开山路练出来的吧，我开山路和弯道的技术明显比在北京学车的朋友要好一些，哈哈。
师傅是个老广。急了张口就骂，一连串的“鸟语”，悦耳动听。被骂多了，我也学会了几句广东“粗口”，开车的时候一急就想骂人。有一次一个朋友坐我车上，听见我气急败坏地骂一辆横切的车，特羡慕地说，你的广东话说的好地道啊――我晕。学车的日子充满了乐趣，珠海的车场绿树荫荫，一点都不觉得累，不象北京车场黄沙满天，学完车的GG、MM两支胳膊都成了黑白分明的“双截棍”（一笑）。
我们开的是一辆五十铃客货两用车，方向盘奇重，特练臂力。因为老师傅不太讲解（讲解也听不懂，全是广东土话），全凭自己揣摩，所以经常闹笑话。最狼狈的是学“坡起”。我那时对汽车的构造知识一无所知，在坡上练的时候，我天真地以为刹车要是一松，车就会立刻往后溜，殊不知半离合、半油门状态的时候，车是有动力的。结果每次都手忙脚乱，因为离合和油门配合不好“死火”，记得有一次在一个30多度的大坡前，因为“害怕”和紧张，连续“死”了10多次火，把老师傅气得大骂，“衰仔，雷捉咩也（笨蛋，你搞什么名堂？）”，最后，因始终不得要领，我只好灰溜溜地下了车，让别的兄弟先练。还有一次，过一个大坡，又因为档位和车速配合不好，一给油，车一下前仰后合，玩起了“青蛙跳”，老师傅张口想骂，结果自己没忍住倒“扑哧”先笑出声来――全车人顿时乐翻。这些学车时候的情境，想起至今仍十分搞笑。
按照原计划，我开始了“春季招生之旅”，3月份，正是学生放假回来准备分配之际，各大学的供需见面活动活跃，正好是招聘的黄金时节。
当时在国内，生物系最好的是北京大学、复旦大学、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。北京大学就不去了，北大的学生一流的早早就出国了，二流的不济地考了研究生，三流的都能进大外企，轮不着象我们这样的创业公司。后来才知道，其他大学也基本上是这样的规律。
第一站是南京大学。我在南大举办了一个招聘专场，演讲非常成功。28岁的我穿着一件灰色的西服，精神焕发，口若悬河地讲解公司的发展前景和“企业文化“，想象那时候我一定充满了感染力，年轻、热情而有自信。热情、自信是可以传染人的，下来以后，好几个学生到我住的宾馆畅谈感想，有一个女学生成了我的“粉丝”，我离开南大的时候恋恋不舍地把我送到了去上海的长途大巴站――现在想起他（她）们那张张更加年轻的脸庞，一晃4年过去了，不知道他们身在何方，是否一切如意？
第二站是复旦大学。这是我久仰之地，P总就是该校生物系毕业的。P总还专门从杭州赶到场助威。会后还真的有4、5个学生表示考虑去我们公司。这极大地鼓舞了我的信心。
第三站是武汉大学。大家可能已经猜到了，这是我本科的母校。久别的武大更加美丽了，大门口原来嘈杂的小餐馆已经被大片大片绿油油的草场所代替，建筑物和宿舍楼也都修葺一新，“无名湖”畔更是绿树环抱，运动场也换成了塑胶地面。我对母校的感情非常深。我人生中最宝贵的4年，得益于母校深厚的文化氛围的哺育，在这里，交织着我的青春、痛苦与喜悦，还有我的爱情。
走在校园的路上，一种久违的亲切和激动充溢着我的胸膛。熟悉的樱花大道，熟悉的梅园，啊，母校，我回来了。
总结我的大学生涯，就两字：无憾。一、二年级的时候，我是班上的团支书，我们一个系两个班，80多人。一年级下学期开始学古典吉他，我的老师是武汉当地有一点名气的业余吉他高手――二年级的时候，我们8个同门组成了一个古典吉他乐队，在武汉的高校中演出交流，后来的电声乐队就是我们其中3个同门组织的――在后来这个乐队里，我认识了LP，当年的GF。
大学4年，在我的脑海里总是绿绿的、青青的，连记忆中的音乐也是那充满绿意的的感觉。记得那个时候，我们8个人在奥林匹克操场边的台阶上，伴着一轮圆月，用红桶盛着蜡烛，在月光和烛光的辉影下，8把吉他合奏老师改编的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，那种心旋合一的感觉，流畅的旋律，错落的琴音，永久地在我心灵深处回荡着。
我觉得人的一生，多少还是要学一些音乐知识――音乐，就是另外一个人生。好的音乐，可以净化人的心灵，让人在尘世中有一份清醒，在世俗的侵蚀中留住一点慧根。之所以后来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入迷，也源于我喜好国画的爱好――中国画的写意山水经常用大片的空白作为衬托意境的工具，不象西方的油画，整个画面不留一点空隙，让人喘不过气来。象书法中的“飞白”和“守拙”的概念，也不是西方人所能领悟的。中国人的含蓄、内敛、兼容并蓄与西方人的直率、开放和强调个性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，了解这种文化差异，承认这种差异，作为一个管理人，才有根基，才能在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冲突与交融的今天游刃有余。
前后大约十天的时间，完成了这次“招聘之旅”。回到珠海，Jack也从美国回来了。美国之行不太顺利，Jack决定把目光投向国内市场。
后来我总结珠海创业没有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，是我们当时都不懂“营销”。Jack是技术出身，我是财务出身，对营销都是一知半解，容易“想当然”。这一课后来我补上了（后话，做梦也想不到，我后来居然跟营销战线的前端――美容用品行业也有缘分，呵呵），作为财务总监，光掌握财务知识是不够的，财务的理念贯穿于企业运营的方方面面，厚积薄发，合理的知识结构，不懈的学习，深入的领悟企业运作的规律，才是迈向成功财务总监的关键之路。
我们公司的产品是针对美国的用户开发生产的，我们预测的没有错，当时美国很多研究所和科研机构都有这种试剂的需求，而且价格昂贵。但我们也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，我们没有深入地考虑到：第一，这些用户是非常分散的，购买也是零星的（保质期重要）；第二，要找到合适的销售渠道把种产品送到如此分散的用户手上，这是一件难度很大的工作，尤其是售后的技术服务；第三，质量保证，要想节约售后成本，过硬的质量是根本，而我们的产品刚通过中试，离产业化尚有很长的路要走，根本谈不上在产业化的基础上再保证质量，生物制品的生产是十分精密的过程，按照我们当时的技术能力和设备，根本做不到这一点。诸如此类的问题，数不胜数，可惜，当时的我还没有现在的见识。这是我需要检讨的地方。现在想来，作一个好的财务总监，慎密细致的工作作风必不可少，深入到企业运作的每一个环节，掌握第一手的情况，对做好公司的管理更是相当重要的。
Jack这个时候的心态产生了一些变化。也许是资本神话的魅力太大了吧，他开始把精力放在如何运作资金上面。一方面，督促我加快与券商合作的步伐，尽可能提早上市的时间，或是在国内二板，或是退而求其次在香港创业板。另一方面，要求我能尽量利用深圳的扶持政策，利用高科技担保公司从银行贷到款。其实，那时间公司的账上还爬着上千万的投资款，根本不缺钱，Jack的想法可能是受了他交的一些“顾问”的影响。他的“顾问”我见过几个，那种自称“上能通天、下能入地”的角色。用现在的话，都是特能“忽悠”的主儿。一方面，是公司技术难关迟迟解决不了，美国的销售通道没有起色，一方面，却是公司规模不断扩大，上市步伐紧赶慢赶。那段时间，Jack的外面应酬很多，很少在公司，也很少花时间过问公司的研发和销售的事情。不知不觉，公司的运作已经发生了严重的悖离。
在贷款的问题上，我跟Jack的“融资顾问”C女士产生了分歧――我根本不相信公司在没有任何资产抵押的前提下，可以象C女士信誓旦旦说的那样，可以从银行里“套”出2000万元。C女士的先生是国内一家上市公司的总裁，据说有超强的运作能力，C女士的作风也十分泼辣，相比之下，Jack对我的“不作为”有些不满。这些不满埋藏在心里，由于没有及时沟通，后来成了我们后来“分手”的导火索之一。（待续）（来自新浪理财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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